第一,乐观派。这派观点认为,碳中和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将传统化石能源转换成新能源也需要数十万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判断大体是成立的,但其中有些绿色凯恩斯主义和技术工程的思维成分,并没有真正揭示碳中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技术上可行的设想是不是在经济上真正可行,还需要很多条件。
第二,悲观派。这派认为,碳中和对中国来说压力太大了,现在中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总量近85%,要把这么大比重的化石能源替换掉是非常困难的。传统行业转型的困难当然不容回避,需要政府采取很多针对性的措施。一些学者则担心,现在提出碳中和目标会不会影响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这种担心,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看待碳中和问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我看来,在碳中和问题上,经济学家可能要避免“叶公好龙”。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用担心能源和资源枯竭的问题,因为市场会自动催生新能源、新资源等;另一方面,当2060年碳中和目标提出来后,他们又对市场没有信心,不相信市场会解决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质上就相当于说,假定2050 年或2060 年全球所有的化石能源将枯竭。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如果这样看待碳中和问题,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悲观。
第三,绿色工业文明派。这派认为,现在有大量新技术、新材料,包括碳捕获技术、环保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在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新技术就会解决环境问题。技术当然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技术,却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尽管新的技术解决了老问题,但又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最典型的是能源行业的“杰文斯悖论”,人们以为蒸汽机应用以后能源效率大幅提高,会带来煤炭消费的下降,但实际上煤炭消费反而越来越大。办公自动化也面临类似情况,很多人以为办公自动化会降低纸张需求,实际上反倒刺激了纸张需求。技术诚然非常重要,但技术至上的观点,可能很难解决如今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现在强调技术和创新,但很多人把创新简单归结为技术创新,对包括发展理念的改变、组织模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强调得相对较少。
以上的代表性观点都各有可取之处。碳中和问题既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背后又有非常前沿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会存在观点分歧?假如一个问题有一二三四五个环节,分歧虽然可能只是呈现在第五个环节,但实际上要回到问题的逻辑起点,需要在第一环节上达成共识。因此,关于碳中和问题,可能需要从问题的逻辑起点开始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标,表明了中国高层的政治决心。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预期,不管是挑战较大的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他们都接受了碳中和目标。市场预期的形成非常重要,因为有稳定预期,大家就会采取一致行动,很多预期就会自我实现。虽然现在还无法准确预见从现在到2060年的40年时间会出现哪些具体的技术,以及碳中和实现的具体路径会怎样。但鉴于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理解,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碳中和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出,绿色转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
作者: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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