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市场配额(EUA)5月24日收盘价格达到52欧元每吨二氧化碳，相当于408元人民币。英国脱欧后，于上周三启动了国内碳市场，配额(UKA)价格最高达到50英镑每吨二氧化碳，收盘在46英镑，相当于415元人民币。在今年初欧盟议会通过边界碳排放调节税(BCA)的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皮茨堡气候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球统一的碳定价体系”。据此假设，如果中国碳价格水平达到每吨二氧化碳400元人民币，将会带来什么变化?

　　回到国内，5月19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的公告，预计全国碳市场将在6月启动。为了降低控排企业参与碳市场的负担，碳市场在发展初期通常以免费配额发放为主，碳价格或处于较低水平。很多专家在地方碳市场价格基础上有惯性思维，仅根据现状判断(Status Quo Bias)，认为全国市场碳配额价格短期和长期都不会很高[4]。事实上，碳排放权与其他大宗商品不一样，一方面价格受政策影响更大，碳市场的短期价格不能够体现长期价格水平，另一方面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有别，前者属于是全球环境问题。

　　如果五年前有哪位专家提出中国将要实现碳中和，你肯定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虽然现在讨论2030和2050的碳排放价格，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我建议要提前为未来更高的碳定价水平的情景，做好气候转型风险管理的准备。习总书记去年提出的30/60目标，并非静态的，今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严控新建燃煤电厂和煤炭总量控制路径，实际上已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给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加码了。未来的碳价格水平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据我了解，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企业，为未来高碳价格情景进行过分析或开展压力测试。

　　碳定价手段包括碳市场和碳税两种显性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隐性的政策手段传导碳价格信号，比如限制新项目的碳排放，对低碳项目给予各种财税补贴等。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个别行业体验过高的碳价格。比如海上风电的上网电价，曾经达到0.85元/kWh，相当于每度电得到0.4元补贴。如果取消电价补贴，转而使用碳价格政策支持海上风电，经粗略估算，假设每MWh 0.78吨碳减排(组合边际排放因子)，相当于需要给予海上风电每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约512元人民币的补贴。

　　补贴水平 = 0.4元/kWh = 400元/MWh

　　粗略估算，海上风电每MWh的减排量 = 0.78 吨CO₂/MWh

　　海上风电电价补贴的等同碳价格= 400元 / 0.78吨CO₂= 512人民币/吨CO₂

　　类似地，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的Form-45Q政策(每封存1吨二氧化碳，将获得50美元的税收返还)，英国对进入伦敦市区车辆征收的11.5英镑每次入城税，中国对碳中和绿色建筑的奖励政策、提前关闭煤耗高效率低的燃煤电厂等，虽然以不同形式的政策实现碳减排，都可以隐含一定水平的碳价格，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算算。碳市场和碳税只是碳定价的其中两种手段，应该说是比较直观的碳定价手段。

　　回到文章的主题，如果碳价格达到400元人民币，将给我国的产业和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对于一辆百公里油耗7升汽车(百公里碳排放约18公斤)，将增加约7.2人民币的额外行驶成本，相当于国内百公里高速路费增加15%。按照每kWh 800克碳排放计算，居民用电成本将会增加0.32元/kWh，开一个晚上空调，不需要特别凉快，压缩机间歇运作，将为此多支付约2元人民币。

　　对于消费者而言，400元每吨二氧化碳的影响还是能够承担的，但对于工业企业的效益，如果没有市场传导机制，影响会非常显著。假设全国范围开征400元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碳税或控排企业以400元每吨价格购买碳排放配额，每生产1吨钢铁(长流程炼钢工艺)对应的碳排放约为2吨，碳排放经济成本达到800元人民币每吨钢，而吨钢净利润在效益较好的时期仅1000元人民币。燃煤电厂的毛利约0.1元/kWh，0.32元/kWh的额外碳排放成本将会使得电厂陷入深度亏损;虽然燃气电厂排放低一些，但也会陷入亏损。在效益较好的时期，水泥每吨净利润大约在100元人民币，按照每吨水泥排放约0.9吨二氧化碳计算，360元每吨的碳排放成本将会导致水泥厂陷入深度亏损。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各高排放行业信贷质量下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如此悲观，当全世界、各行业面对统一的碳价格，因为市场对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刚需，碳排放的外部成本会被传导到产品价格，比如吨钢价格会因此上升600至1000元，每吨水泥可能上升300至400元，上网电价可能上升0.2至0.4元每千瓦时。当所有企业面对同样的要素价格上升，在同一个竞争水平线。另一方面，一些低碳技术得到应用，促使企业有机会在高碳价格情景下取得更高的毛利率，假如上网电价因为碳高的定价水平上涨了0.3元，使用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能够实现0.25元每千瓦时，或通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仅300元每吨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都有可能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净利润。

　　在400元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的情景下，可再生能源结合大比例的储能将会接近商业可行(取决于储能技术和配置储能项目的比例)，大型煤电厂结合高比例的CCUS技术也将是经济的选项，企业大概率下决心进行低碳投资。一些工业项目的节能举措，建筑节能材料的使用，以及在高浓度二氧化碳排放源(如天然气或煤制氢、化肥生产)开展CCUS，减排成本在100元每吨二氧化碳以下，将成为非常高效益的减排路径。

　　高碳定价还可能给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收入保障，假如对全国约一半碳排放源，约50亿吨碳排放源统一征收400人民币碳税，将得到2万亿人民币的税收，相当于2020年全国15.4万亿税收的13%。同时有利于避免中国出口企业面临欧美高碳关税风险。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返回气候创新和转型表现出色的企业。当然，如果企业采取了大幅度减碳行动，这笔税收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少。

　　建立全球碳定价体系虽然是围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开展谈判的焦点，但目前仅仅是部分国家提出的概念，还难以达成共识。我个人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实施较高水平的碳定价机制(每吨二氧化碳排放200元以上)大概率会2030年前实现。中国的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压力测试、制定中长期内部碳价格指引;需要有转危为机的决心，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倒逼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准备。

　　从国家竞争力看，掌握创新气候友好技术，能够低成本地实现碳减排(比如实现同等质量的零碳电力成本比美国和欧盟低)，将是未来中国工业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十四五时期应该重点支持碳减排相关技术的创新，使用公共资金、碳市场和风险资本支持技术引领的示范项目，也需要避免建设新项目的“碳锁定”效应。

　　有了充分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准备，我相信中国各行业将会有底气和轻盈地迎接高碳定价时代的到来。一旦高的碳定价水平在全球范围实施了，只要各行业提前准备好了，就不会是“洪水猛兽”，反而是机遇。中国古人使用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我相信中国各行业为高碳定价机制的转型和改造做好了准备，将好比迎接一场春雨的来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作者：梁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气候投融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平台(CIFE)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中英(广东)CCUS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