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联手科技部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直指论文“SCI至上”这一学术圈多年沉疴，引发广泛关注。
其实，现在学术界更急需回答 “破除‘SCI’神话之后怎么办”这一重要命题。为此，《大学周刊》特策划了本期专题，以期抛砖引玉，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扭转“SCI至上”局面需要系统性方案
近年来，学术圈内过于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风气，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将大量精力及资源花费在指标的追逐上，虽然获得了好看的指标甚或排名，但却导致学术偏离目标，造成了极大的智力和资源浪费。各界的抱怨和呼声导致教育部联手科技部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然而，要想遏制或扭转“SCI至上”的局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这一顽疾的根治需要系统性方案。
“SCI至上”的病因虽然很多，但目前我国科教资源配置体系是根本原因。尽管已经讨论和改革多年，但目前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各种“项目”“工程”为引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应有的宁静，领导者和教授也很难静心于教学研究，而是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各种“工程”及诸如SCI类指标的追逐中。
因资源配置过分倚重名目繁多的工程和项目，而其筛选有赖于容易操作的简单指标，从而诱致教育与科研活动的扭曲，造成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连“以人为本”“回归教育本质”等天经地义的事情，都不得不由主管部门号召和推动，而且效果不佳。
认真观察当下的高校状况，在全球教育重塑的大好时机面前，各高校本应不失时机地探索适应未来需求和社会环境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和社会创造终生学习机会，以及搭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更有效教育环境，为提升人们生活乐趣和生存价值营造更有吸引力的人生体验新生态。然而，由于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驱使，大家却在不遗余力地制造甚至包装那些指标，以为学校争取资源、获得某种名头或更好的排名。坦率地讲，因陷入这种竞赛机制中，80%以上的大学领导和教授们在努力地做着他们明知道不对的事情。
要改变这种被锁死的无奈状况，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放弃以各种“项目”或“工程”配置资源的基本逻辑，针对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教育等不同定位，根据其大学类型、性质、规模等，形成比较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并根据学校运行情况持续修订完善。没有了那些不合理的“指挥棒”，校领导和教授们便无需再整天填表、“沟通”“跑动”争取资源。假以时日，大学便可慢慢恢复应有的宁静，校领导和教授们便有可能静心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国家重大工程问题，可通过竞投标方式吸引各种有潜质的科技资源合作攻关；对于企业所需解决的难题，可经由市场竞争吸引有强大的科技力量予以解决。这样，不仅不会因各类名堂扭曲大学和教授的行为，反而使大家聚焦于自己的研究，一旦有机会，便有用武之地，大学和科学家的活力也会得以充分释放。
论文确实是大学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体现，SCI、论文数量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虽能体现科研产出，但其质量却无法简单靠指标度量，同行评审可能是一个绕不过的基本评价方式。但就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来看，在过度的指标追随环境下，科学家的职业精神被侵蚀，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过分关注数“数”（各种指标），或寥寥数语敷衍了事，更有甚者还找关系影响评审，从而使同行专家的判断价值大打折扣。
观察国际同行评审经验，我发现最大的差异是职业精神。绝大多数国际知名学者在同行评议时都会认真对待，并给出比较客观、合理、严肃的评价结果。例如，教授晋升，不仅会关注被评审人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更会关注其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学术成就、未来潜力、学术领导力、指导博士生的经验，以及国际学术圈的地位等。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我经常被问及你们怎么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问题，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其实，我们从办学伊始，就努力排除各种影响，探索一种适合未来的教育，所以“以学生为中心”，专注和静心于教育探索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就是“教学为生，科研为升”。育人是学校和每位教师的核心业务，是决定其生计的大事。按照个人兴趣做好科研是学者职业生涯的内在动力，因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圈子的认可，如此才能得以提升。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学者的职业精神问题。当前学术生态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助长浮躁风气。但放眼未来，如果我们真想拥有一个有意义和价值、受人尊重的学术人生，更要求每位高校教师要力戒急功近利、围绕数字指标打转，遵从自己的内心，崇尚科学精神，回归教育本质，坚守学者原则，享受尊严人生。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系统性地扭转“SCI至上”的局面，需要在资源配置体系上动大手术。当然，校领导和教授们不能等待手术结束后再行动，因为即使在当前学术环境下，仍有很大改进空间。这需要大家拿出一点勇气，听从内心、无问西东、敢于独立思考、大胆突破，智慧地走出一条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
既要“破”，更要建构性地“立”
高校评价的对象是科技成果和教学科研人员，他们从事的是具有创造性且高度复杂的脑力劳动。科研面对的是前沿与未知、顶天与立地的问题，而教育是慢变量、长周期的良心活儿，这些特征注定了对高校科研和教学进行评价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不管是从逻辑、学理还是实践上讲，指望用一把尺子或简单几个指标都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唯××”来评价。
当前的科研领域至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国防军工科研、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多个大类。从成果呈现形态看，主要有论文、著作、专利、报告等。大体而言，理科主要看论文，文科主要看著作、论文，工科主要看专利以及对产业界的实际效果。不同类别、学科、领域及专业的科研及成果差异迥然，不可能单独拿论文说事。因此，消除“唯论文”，尤其是“论文SCI至上”的顽疾势在必行。
在这方面，我们要秉持不破不立的态度。一方面要先破后立；另一方面，既要“破”，更要建构性地“立”。这里的建构性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词——分类评价、同行评审、综合评估和代表作制度。“立”要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简言之，要突出绩效（成绩、成果、成效）导向。这些关键词其实都不陌生，道理和逻辑也非常朴素，关键是真正切实贯彻，不要把好经念歪。
这其中，分类评价就是要遵循各个学科门类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用最恰当的尺度进行评价，切实落实分门别类、多元评价和精准评价。
同行评审，则是专业的事请专家判断。同行专家要恪守学术操守，负责任地提供客观、公正的专业评议意见。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在人情社会、面子文化、圈子“江湖”潜规则下专家行为的异化。因此，重申利益相关方专家回避原则、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刻不容缓。
综合评估就是要将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观、数量与质量、理论价值与实际应用价值、显性结构化指标与隐性非结构化指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有机结合，甚至自评与他评、过程与结果、（科研经费、设施设备的资源）投入与产出、个人与团队、总量与人均、常态与应急等都应纳入考量的范畴。
代表作既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著作、专利、报告、作品、软件、指南/规范，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关键部件、实验装置/系统、应用解决方案等。
论文不要言必称CNS，也未必是SCI或SSCI，更不必是英文论文；著作可以是专著、译著、教材或案例。当然，决策咨询报告和专家建言也可作为代表作。总之，只要是标志性成果（质量、贡献、影响）都可以作为代表作。
浙江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叶高翔：
树立正确的学术评价导向
最近，科技部、教育部相继发文，要求破除唯论文、唯SCI等不良导向。这是我国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又一重大举措。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者发表SCI论文的数量很少，国内创办且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SCI学术期刊也很少，这反映了当时我国对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不足。因此，鼓励科学工作者积极探索，在国际上发表更多用英文撰写的SCI论文，符合当时国情，有一定的必然性。久而久之，SCI论文就成为了衡量我国科学工作者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标。
经过40年努力，目前我国每年在高级别SCI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水平均已进入世界前列。应该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之一。
当前，各种鼓励和奖励措施的推出和实施，一方面激励了我国科学工作者进军世界科技前沿；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措施与各种利益相关，国内也出现了“唯SCI”“唯国外SCI”等不良评价导向，助长了诸多与此有关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这对于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极为有害。
总体而言，科技工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及影响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学术水平和造诣。一个国家的SCI论文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该国的科技教育实力。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高水平SCI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依然会是国家科技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要继续鼓励科研工作者发表更多、更优秀的SCI论文，为人类的科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创新是一项探索性、风险性工作，科学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要求我们对学术水平的评价不能“一刀切”，不能“线性推导”，不能仅仅“数数字”“一票否决”，而应该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学术评价导向。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优良的科学作风，不能“为了SCI论文而SCI论文”，更不能因相关利益而学风不正、学术不端、浮夸、造假、剽窃等。
此外，有些评审、获奖、基金申请、职称晋升等过分迷信“国外SCI”，很少甚至基本不参考“国内SCI”，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单化做法。在不同领域，SCI论文可作参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在国防科技、工程技术等领域，“唯SCI”就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因为科学探索具有其独特规律，也不能“唯国外SCI”“唯影响因子”。如果“一刀切”，眼睛只盯着国外SCI期刊，导致我国每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众多科学工作者付出智慧和汗水，争先恐后投稿国外，最后发表成果的版权均属于其它国家杂志，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当然，由于目前国内学术杂志的总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不够，要立即让大家将最优秀成果全部发表在国内期刊是做不到的。但作为指挥棒，我国应该尽快树立明确导向，加大引导力度，鼓励我国科学工作者逐渐将最优秀成果发表在我们自己创办的科技期刊上，为国产杂志的提升和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文继荣：
“破五唯”对顶尖人才意义更大
近几年，“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五唯”乱象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呼声。去年，作为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我所在的科技组专门就进一步改革科技评价体制进行了调研，相关建议已经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应该就是充分听取了大家意见的结果。
科技界的人才实际上存在不同层次，在我国科技的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在我看来，破除论文“SCI至上”，对于科技界不同层次的人才而言，有不同影响。其中，对于追求突破性、颠覆性发现和发明的科学家来说，意义会更大，可以让他们从“不断追求SCI论文数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将取得一流的成果作为努力方向。
在“破五唯”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将学术界多年来探索形成的评价机制“全盘否定”。实际上，能够在顶级学术期刊或者会议上发表文章，仍旧是科研人员学术能力的重要体现。因为这些文章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是研究水平的客观体现。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强调以在顶级学术期刊或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目标，对于我国科技和人才培养水平的快速提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能“唯论文”，指的是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将量化指标作为唯一考核依据。
近年来，在校内职称评定、学生毕业条件等方面，国内某些一流高校已经做了有益尝试，对一些量化性指标进行了弱化或修订。但坦率地说，“破五唯”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方向。
依据目前的学界状况，我认为《意见》中提到的“大力减少人才评价、奖项评定、机构评估事项”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一方面，过多的评审会牵扯科研人员不必要的精力；另一方面，基于我们目前的学术生态，如何摒除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也是个问题。
就评审的可行性而言，我建议大幅减少评审数量，通过同行评议，将最杰出的一部分人区分出来就可以了。例如，在美国评选一位院士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因为最终当选的人，其学术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可以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如果非要让你说出第1000名和1001名有什么区别，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了。因此，我们当下最好做那种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评审，而不是需要量化指标的评审。
“破五唯”之后，要想形成风清气正的学术之风，并非一日之功。但是，如果学术界能够对那部分优秀的人才形成共识，并让他们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就会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
学术影响力评价应“因人而异”
进入大科学时代，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可谓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如果没有指标设置与定量化，评价缺乏刚性的标准，相关评审政策与程序就可能存在公信力的质疑。但是，有了指标化的测算，人们对量化评价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更是深恶痛绝。此前，我国学术界出现的“唯SCI”现象，便是这种难题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此情况下，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学术评价解决方案，只能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在我看来，考虑到“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以定性为主，把定量评价作为辅助手段。也正因如此，破除以定量为主“唯SCI”论，侧重代表作及其质量和同行评价，是我们在学术评价改革方面所必须作出的选择，也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惯例。
目前，我们很多大范围、有组织的学术评价，其实未必存在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它仅仅是当下情势中符合管理者需求的一种临时性政策手段。相对于这一政策工具的运用，提高同行评议的公信力，培植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并养成良好的研究伦理与文化，理顺高等学校内外体制与机制，营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环境与氛围，更是学术影响力评价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如果有些评价不可避免，还是应以同行专家的定性综合评价为主。评价材料应以内容为核心，将丰富多样的叙述材料、案例以及定量分析数据作为证据支撑，各方证据相互印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学术影响力评价时，需要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确立不同的评价方案，且评价内容结构需要一定的弹性。不同高等学校和学科类型存在差异，或以文理或以工科见长，或以理论研究或以应用为特色，不宜赋以一刀切的指标与权重。比如，在机构层面，把综合性大学与工科院校并列，在学科层面，把哲学社会科学与理工科甚至同一门类中的如纯数学研究与应用数学、理论与应用经济学学科并置，对其理论价值与社会贡献赋以同样的权重，则难免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现实中，令人颇为忧心的是工程领域研究不关注应用与技术开发，反而青睐于论文发表；纯粹的理论学科不专心于深入的学理性探究，反而忙于热点追踪，以求外部关注等浮躁现象，正是这种缺乏针对性的评价方案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简言之，学术影响力评价必须体现机构、学科乃至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性，要么不评，既然要评，就只能在成本与负效应之间作出抉择，因为相对于高昂的成本，简单量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仅为了满足经济、简洁、易操作等需要的行政思维与管理逻辑，表面上降低了成本，但它的刚性与“粗暴”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科和学术的多样性及特色，而且正是目前我国学术重量轻质、重期刊发表轻教育与社会贡献，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基础研究创新不足、应用研究价值不彰的根由所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
建立同行集体评议制度
以SCI为绝对标准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反映的是中国科技界和科技管理上的不成熟。所谓以“SCI为标准”，实际上就是参照在国外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在英文作为国际通用科技文献评价标准的时代，客观上说，是行政管理追求可比性、简单化乃至国际化等倾向，把SCI捧向了顶点，走入了极端。
SCI本身并不是不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得到学术同行公认。SCI文章很难说是同行公认。毕竟SCI期刊的编辑加上审稿、编委，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认可。追求SCI，特别是在原创性成果、原创性科技工作上过度追求SCI，科研人员很难安心工作，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去跟编辑公关，以谋求更大的好处。
学术同行评议制度现在不是没有，而是不发挥作用。即便有同行评议，还是会有人去和评审专家拉关系、走后门，用游走于合理与不合理边缘的手段进行人际公关。同行评议也未必一定准确，有时因成果太先进，同行不一定看得准；有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明知成果先进，也未必评为先进。
如何避免同行评议中的主观性，光靠一个人或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建立同行集体评议制度。
同行评议，尤其是同行集体评议操作起来相对困难而复杂，相比较之下，SCI是一个简单、好操作的办法。但科技评价追求的不是机制的困难与简单，而是结果的准确与公平。因此，同行集体评议是相对来说更合理，也更符合科技评价要求的制度。
教育部和科技部的相关文件要求不把SCI作为评价标签，但怎么做才能让这一政策落地呢？这需要教育部、科技部、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共同作出回答。在行政化主导的背景下，教育部、科技部要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级评审、各类荣誉奖励项目中，将SCI解绑，才能对高校、科研单位的各类评价带来重大影响。
此次文件中指出，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它不能仅仅只是一句话，而应该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其中，必须很好地回答：同行评议包括哪些学术；同行评议的组织机构怎么组成、怎么运行；同行评议由哪一级机构来审批，它的权限是什么；以及很多评审是行政性的评审，学术同行的评议是否有效？不解决这些问题，同行评议制度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